潮新闻记者 李沐子

“我的脸常年不对称地肿胀着。”今年40岁的商文娟，结婚15年，遭受了丈夫老罗长达13年的家庭暴力。

男性的手掌宽厚结实，能扛家庭重担，但当它转向家人时，便成了最锋利的伤人利器。时至今日，虽然已经逃离老罗、与他相隔2400公里，但巴掌留下的细密痛楚，仍刻在她的肌肉记忆里。

“我从未想过真正的反抗，直到我感觉他真的会杀了我。”2025年12月15日，湖北恩施，一场持续六个半小时的庭审中，商文娟以自诉人身份，将丈夫告上法庭，案由是“虐待罪”。

这是她**次试图用法律，将那个共同生活十余年的男人送进监狱。在法庭上，商文娟声音平静，“我只是希望，女性能被尊重。”

如今，她在与大小便失禁、甲状腺癌等病魔抗争的同时，等待判决结果。

发稿前，潮新闻记者联系到老罗，就家暴一事，他回应说：“不属实。”记者进一步追问：“怎么不属实，是没打过商文娟吗？”他说：“我们正在走法律程序，你无需过问。”此外，他补充道，对他家暴的指控具有片面性。

出庭通知书 受访者供图

暴力成了最麻木的日常

商文娟**次意识到“他真敢杀我”，是在看到“王暖暖被推下悬崖”的新闻之后。

“作为女性，我共情了。”她说。

那时，她已经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近十年。

两人相识于大连。她是黑龙江人，在大连长大；他是湖北恩施人，在辽宁工作。两人自由恋爱，婚前他体贴呵护，但婚后，一切都变了。

最初的暴力，始于2012年回恩施举办婚礼期间。

在街上，“我因为怀孕想吃一碗面条，他想擦鞋，就把我打了。”路边一个陌生男孩帮她报了警。这成了她记忆中“**次”报警。

暴力在商文娟坐月子期间也没停止过。“他当着我的面直接扇了我女儿两嘴巴。”商文娟的母亲向记者回忆，“我能不心疼吗，但我打不过他。”

除了母亲，邻居琴琴也是见证者，“这么些年，几乎隔三岔五能听到哭喊声，根本数不清。”

2012年至2016年期间，琴琴住在商文娟与老罗的上下楼。她和丈夫曾在小区亲眼看到商文娟被老罗从二楼一路拖到一楼楼下，“当时文娟姐躺在单元门入口，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根本动不了，她腰不好。”好半天，琴琴才把躺在地上的商文娟扶着坐起。

这次，琴琴陪着商文娟去照相馆拍下伤痕，当时咨询的律师告诉她们：“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而老罗曾对他们说，自己没有后悔的感觉，感觉很平静。

商文娟没有选择离婚。一部分是因为孩子，一部分因为丈夫的工作。“我考虑了所有人，父母的面子、孩子的将来、丈夫同事的看法，唯独没考虑自己。”

2020年，为了丈夫工作需要，商文娟又做了一个“恋爱脑”的决定：带着儿子，离开生活多年、发展前景更好的大连，随丈夫回到了他的家乡——湖北恩施。她形容这是“为爱远行”。

然而，等待她的不是新生，而是变本加厉的暴力深渊。

暴力迅速成为这个家庭的日常。商文娟说，动手的理由千奇百怪：他在外开车抢道发生刮擦，回来会怪她和孩子早上没对他笑，或说了不吉利的话。有时甚至不需要理由，“他想打的时候就打，每一次我都是侥幸逃脱。”

被控制的家

在商文娟的描述中，家庭生活是令人窒息的“军事化管理”。

从关门的声音、走路的位置、沙发抱枕的摆放，到孩子书包的归置、卫生间门缝的大小、晚上脱鞋后鞋尖的朝向……一切都有严格规定，稍有差池，便可能招来打骂。

扇耳光竟成了其中最“轻”的一种。商文娟苦笑自嘲：“他扇得特别匀称，左脸一个，右脸肯定也有一个。”每次巴掌落下时，她只能默默抚着脸。

更可怕的是老罗“专业”的施暴手段：“他用抱枕枕头挡上，然后再砸，这样表皮的颜色不变，里边全是伤。”商文娟说，“他跟我明说，不会一次性打死我，就是要慢慢折磨，让我生不如死。”

除了身体暴力，还有精神上的羞辱与操控。打人时，老罗会一边打一边问“疼不疼”“爽不爽”，她和孩子必须立刻回答“很爽”，回答晚了又是一巴掌。他让她跪下，她就必须跪下。

商文娟从未停止求救。她说，在法庭调取的报警记录中，可查的仅余12次，但她自己估算，实际报警次数超过三十次。除此之外，她还拨打过12345市长热线；跑过社区、街道妇联、老罗的单位等，但回应大多令人绝望。

“他们有的直接把我赶出去。”她说。社区和妇联的“调解”更像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有工作人员质疑，是因为她身材走样，或者不敷面膜才挨揍。

2023年2月，老罗一次动手后，恩施市公安局出具了一份家庭暴力告诫书，被告诫人处签着老罗的名字。

家庭暴力告诫书，被告诫人处签着老罗的名字 受访者供图

然而仅10个月后，12月14日，商文娟遭遇了最接近死亡的暴力。老罗用被子捂住她的头，致其几近窒息，在孩子的拉扯和哀求下，才侥幸逃脱。这次，恩施市公安局认定老罗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对此，商文娟提供了一份恩施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佐证。

这次遭遇家暴后，商文娟同时向恩施市人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12月20日，恩施市人民法院裁定，禁止老罗殴打、威胁商文娟及其亲属。

人身安全保护令 受访者供图

可就在人身保护令下发后的21天，老罗的拳头依然无情地落在商文娟脸上和身上。

“（人身保护令）对他来说就是废纸一张。他说，‘我还不是照样打你，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一次，商文娟白色羽绒服上留下了刺眼的红色血迹，血喷得到处都是，脸上是一块一块的青色伤痕。

商文娟被打后拍摄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恩施市公安局于2024年1月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认定，商文娟受伤程度为轻微伤。

2024年5月19日，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商文娟感冒严重，准备下楼打吊瓶。老罗接到母亲电话，要求他立刻回村里。她商量说，打完针一起回去，正好可以谈谈在村里直播助农卖特产的事。老罗瞬间变脸，骂骂咧咧，并开始动手。

2024年5月19日，电梯监控记录下商文娟被老罗打巴掌的瞬间 受访者供图

这一次，殴打异常严重，商文娟被送医急救。老罗因此被第二次行政拘留。

寻求活路的“逃亡”

这一次，商文娟决定带着儿子离开恩施。

2024年5月25日，罗某即将拘留释放的前夜，商文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那是一种清晰而冰冷的直觉：再不走，可能就来不及了。

她对12岁的儿子说：“妈妈估计活不久了。”儿子沉默片刻，轻声回答：“妈妈，咱们走吧，他改不了了。”

那一晚，母子俩只来得及收拾最简单的行李。为压制还未恢复的满身伤痛，商文娟吞下四颗止痛药。药效发作时，她觉得很有劲，“像没受过伤一样”。

深夜，母子坐上驶离恩施开往大连的货拉拉，在夜色中看着路灯不断向后掠去，剧烈的疼痛再次席卷而来。

“逃亡”之路得到大连警方的关键协助。她提前向大连市公安局求助，一位当地警官为她们的离开提供了保障。

回到相对安全的大连后，商文娟开始了她的反击。

她咨询律师，整理多年来积攒的照片、视频、录音、监控视频、保证书、报警回执、人身保护令等证据，于2024年底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控告老罗犯虐待罪。

商文娟提供的老罗打她时的监控截图 受访者供图

然而立案过程异常艰难，她自称遭遇了各种“推诿”和“不作为”。直到2025年12月15日，双方对簿公堂。

老罗及其辩护律师将暴力行为归咎于“互殴”和“家务事”，并称是商文娟控制经济和“社交隔离”，让其活得没有尊严导致的。

商文娟则表示，自己从未限制老罗消费或社交，所谓“社交隔离”，是老罗与多名女网友、女同事暧昧后，主动写下的保证书。她向记者提供的按有手印的保证书写道：“私自下载交友软件聊了20多位女性，言辞露骨，充满色情……和某某超过同事界线，语言轻浮放荡……”最后的内容为：“以后不能对妻子有动手家暴的行为，如有自己去派出所接受拘留和刑事处罚。”

保证书 受访者供图

在法庭上，商文娟态度坚决，多次拒绝法庭询问的“和解”可能。她的诉求很明确：以虐待罪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律师：人身保护令难以形成震慑

商文娟说，真正促使她决心彻底反抗的，是近年来媒体广泛报道的几起女性受害案件。

从“拉姆案”到“王暖暖被推下悬崖案”，再到“两年家暴16次案”当事人小谢，这些女性的遭遇让她产生了共鸣。

她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法律知识，关注普法直播。之前，她担心如果老罗被判定为“刑事犯罪”，会影响老罗的职业和孩子的前途，后来她想通了，跟生命相比，这些没有那么重要。

她决定采取“先刑后民”的策略：不先提离婚，而是直接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

如今，商文娟带着儿子在大连生活。长期家暴导致大小便失禁、耳鸣等后遗症，如今，她又身患甲状腺癌。她在超市理货打零工，同时尝试直播带货维持生计。

2024年7月，大连市中心医院门诊病历显示，其被初步诊断为尿失禁。受访者供图

她的直播间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求助站。上百名女性私信她，讲述各自的遭遇。她也坚持不断讲述自己的故事：“往往是伤害发生了，法律才能制裁。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这些人就会继续伤害下一个。”她顿了顿，声音里温柔又坚定：“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有媒体关注，有法律可依。也许我们的声音，能让下一个‘商文娟’少受一点苦。”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虐待罪的对象包括家庭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付建表示，虐待罪以“长期性、反复性、情节恶劣”为核心，本案若证据链完整，定罪概率较高，量刑以二年以下为基础。

付建提到，人身保护令多为批评教育，缺乏及时、严厉的惩戒，难以形成震慑。“家暴隐蔽性强，取证难，受害者常因经济依附、恐惧等不敢持续追责，导致施暴者继续嚣张。”不过，付建表示，若施暴者持续施暴，受害人可以立即报警要求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若申请人身保护安全令后，施暴者继续违反情节严重的，追究拒不执行裁定罪。

对此案，法院择期宣判。商文娟不对结果抱太大期望，但她认为，站出来本身就有意义。

（文中人物老罗、琴琴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