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正明和反扒队长大周。（受访者供图）

2000年初，佟志坚毕业后做过公安记者，他曾和同事一起去采访一个杀人犯，结束后，同事问他：你有没有留意到，杀人犯脚下有一个蚂蚁堆？他怕这些蚂蚁被踩死，一直小心翼翼在挪自己的脚。

这件事让佟志坚想到很多：“他罪大恶极，杀了人，无可厚非是要接受惩罚，可是也许在他父母眼里，在他的妻儿老小面前，是另一种状态。”

当他后来开始拍电影，决定不能把人性片面化，想呈现一个“更有人味”的江湖。

借由多年前这些和警匪江湖打交道的经验，佟志坚在电影《毕正明的证明》里细致描绘了火车盗窃猖獗的1990年代，一个名叫“荣门”的偷盗集团的兴盛与覆灭，以及铁路警察与偷盗集团的对抗与追逐。

《毕正明的证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刚刚从警校毕业的毕正明，是反扒大队的新手。和同事装扮成乘客去火车上抓贼，他的腰身笔挺，藏不住一点警察的样子。直至一次追捕盗贼花手，一只手可以翻转的花手解开了手铐逃脱，同时割伤了毕正明的一条腿，让他落下伤残。

后来，瘸腿反倒顺利让毕正明进入“荣门”卧底，加入大白桃、江米条、二宝组成的偷窃小组。自此，毕正明正式开始了和花手的猫鼠竞逐，但随着和小组成员渐渐熟识，他也意识到，并非所有“荣门”的盗贼都一心向恶，其他三个小组成员虽然都自小加入“荣门”，却有各自人生的不得已。

随着火车的提速，火车车号重新调整，“荣门”内部开始起了纷争，要求重新划分地盘，举办“英雄会”，比拼盗窃能力，胜者为王。这给了卧底毕正明机会，让他和警察同事们得以将盘根错节的“荣门”一网打尽。

拍摄《毕正明的证明》，佟志坚想要留下一份历史的回顾。在上个世纪嘈杂、密集的慢车车厢内，影片逐个向观众展现当时盗窃者们的种种奇技，“探、开、抠、夹”等盗窃技术轮番登场。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现代人越来越少使用现金时，反扒也成了时代的记忆。他曾经接到过一个剧本，讲述反扒警察随着时代的变化，面临改制、分流的命运。“因为时代变迁，这些‘时代的英雄’可能也需要转变了，但他们身上的功绩，哪怕在现在安定的状态下，也不应该被遗忘。”他说。

佟志坚不讳言，在剧作阶段就有意突出电影的类型性，想把电影拍得“刀光剑影”，具有武侠气质。“这个片子里有功夫，有警匪对决，有武林大会，从某种程度上还有武功秘籍。我们展现的是一个警匪缠斗的江湖。”佟志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国庆档，院线总体票房以18.35亿元告终。除受疫情影响的年份外，这个数字在近十年的票房成绩中并不理想。在国庆档上映的一众院线电影中，电影《毕正明的证明》口碑靠前。

2025年10月中旬，导演佟志坚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以下是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的自述。

铁路警察与扒窃犯的缠斗

2000年到2003年左右，我从当时的广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编导专业（一年制进修班）毕业，到公安部宣传局下面的一个栏目做视频记者，认识了几个做反扒特别牛的人，给我讲过他们身上发生过的很传奇的故事。

一个是开手铐。那个时候的手铐可能和现在不太一样，他们说，有时候好不容易抓个贼，贼把（手铐）锁给捅开后，人就跑了。后来又把他抓住，就让他交代怎么开的铐子。后来，他们（注：指反扒警察）教我怎么去捅锁之后，我不相信，就挨着去试，然后真的可以把一楼一排的整个房间全部捅开。

以前很多的门都是弹簧锁，用身份证一撬就开。我记得一个人和我说过，当时有个贼入室盗窃，一进门发现这家东西特多，尤其是一台放在桌子上的照相机，小偷看着照相机，特别兴奋，奔着去拿相机了，结果就把身份证落桌子上了。所以警察破案极其简单，就顺着身份证把人给抓了。

还有一个，是在全国治安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犯罪案件，结果来了一个以收藏为名义进行诈骗的人。被骗人报案之后，警察就把他抓进看守所了。因为治安好，那里的看守所四五年都没关过人。第二天，要提审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发现人没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看守所这么森严的地方，怎么犯罪嫌疑人没了？

后来抓住他问了才知道，当时的看守所里养了一条狗，他从狗盆了扒出来一根鸡骨头，用鸡骨头把锁给开开了。这哥们儿是个“越狱大王”，从二十多岁开始坐牢，坐到五十多岁。因为偷东西被抓进去后，越过好几回狱，越完了在外面犯事儿被抓回来，然后又被重判——很传奇的犯罪史。

可能就是这些给这部电影播下了一个种子。

铁路上的扒窃和陆地上还不太一样，他们捞着之后就立马下车了。现在的高铁没有夜间行车，以前到了半夜两三点，人困极了，没有意识。1990年代，我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去上学，火车上的生态一直在我记忆里。上学要么是暑运，要么春运，人挤人，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我对车厢的味道和感觉其实挺熟悉。我在火车上见过人家偷东西，不过那时候十七八岁，小偷不拿你当回事儿，人家是成团伙的。

要是把这个故事放在现在，它肯定不成立。现在人出门也很少带现金了，高铁上也有监控，那个时候出门人们最担心的事儿就是防盗。

电影里有个小胖哥，把钱放在自己的裤衩里。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学，我妈让我带学费，就是让我穿上面有个拉锁的三角内裤，拉锁里可以放钱。并不是我妈为了防盗特意定做的，那是一款热销商品。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火车上的生态，各种犯罪都挺多的。

“荣门”的两大盗贼少爷和花手。（受访者供图）

电影里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

很多人觉得，《毕正明的证明》这个片名太文艺了，和警匪缠斗这样的概述性表达差得比较远。但我最开始的想法挺简单的：每个人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证明。我们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毕业有毕业证，甚至死的时候，还得出个死亡证明。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证明和见证，我们在人世活过一回，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

毕正明这个人物从小没爹，身体又不好，这种孩子往往会产生逆向的生长心理：外面的人越说我不行，越说我啥也不是，我越要证明给你们看。后来他考上警校，并且成为警校里最能跑、最能打的人，后来进入反扒大队，已经证明了很多东西。

从影视表现上来说，这样的人物更可爱，更有冲突性，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人物。

在拍电影之前，我是拍纪录片的。一开始是给Discovery，后来给BBC、NHK、国家地理也拍了好多年。跟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会接受很多培训。商业纪录片要求三个元素：知识性、揭秘性、娱乐性，这样才会有人去看。所以在这个电影里，有1990年代火车上的偷盗奇观：有钩子队，有黑话，有江湖，有盗窃集团怎么对抗警察，警察怎么艰难地一步一步把贼窝端掉。

这些都比较符合我当初对纪录片的认知。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故事，**个是缘分，第二个是我做影视的经验就把我给架构成这样了。

电影里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做了艺术处理后再现，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真实的。比如电影开场的钩子队。那时候，好多停靠站的临时停车点都是固定的，那里会停着好多拉货、拉粮的车，钩子主要是用来钩货物的。那些年钩子很猖狂，半夜里，车厢里热得跟闷葫芦一样，他们就往出勾东西，逮住啥钩啥。

所以在铁路公安局的刑警队里，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叫货保大队或者货保组，就是为了保护火车货物的。

包括电影后面的小偷大会，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时候南方经济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大家都抱着让自己富裕起来的梦想，往南方走。所以我片子里面用了一个161代号的火车，意思是从北到南，金钱扎堆的列车。

我记得以前的报道写，（小偷们）为了在火车上各种抢地盘——大家都知道南下的火车钱多，就开始互相在背后捅刀子，互相残杀，有人觉得“窝里反”这事儿弄得贼帮不太平，就组织了一个小偷大会。“黄瘸子”就是**届小偷大会的**。他们几个商量好偷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把钱藏在了袜子里，“黄瘸子”就在座位下面，躲了很长时间，一张一张从袜子里把钱偷出来，所以他拿到了比赛的**。

偷盗这种案件，其实跟其他案件还不太一样，它罪不至死。偷窃可以是临时起意，这个人可能平时是非常好的人，特别正常，但可能真的有一天，起了贪念，或者缺钱了，在那一刻会恍惚，选择了犯罪。而且偷窃某种程度上会上瘾，不劳而获，来钱快，可能前两天还只是偷爹妈的钱，偷着偷着就偷外边人的钱了，偷着偷着没被发现，这事就干成专业了。

我们电影里面还原的铁路反扒警察，很多都是管片的警察，好多贼警察是常年跟他们打交道，这次把你抓进去，重的判个几年，轻的可能真的几个月就放出来了，他可能会反复干这事儿，反复被抓。他们跟警察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缠斗的江湖。

毕正明从小没有父亲，身体不好，努力考上警校，想证明自己。（受访者供图）

走错路的人总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

以前做公安记者的时候，我和同事去采访一个杀人犯，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采访完之后，同事和我说，你有没有留意杀人犯脚下面有一个蚂蚁堆？他怕这些蚂蚁被踩死，一直小心翼翼在挪自己的脚。这让我想到很多东西：他罪大恶极，杀了人，无可厚非是要接受惩罚，可是也许在他父母眼里，在他的妻儿老小面前，是另一种状态。

我觉得影视作品不能把人性片面化，不能因为一个人有过很恶的举动，就把这个人全部否掉。我想把江湖变得更有人味一点，让它有不同的维度。

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有三个关键词：

**个词是认人。认人可以是识人的外貌，也可以是识人的内心。花手小时候因为无知的激情犯罪，杀了警察，后来碰见四爷这样的恶人，认贼作父，走上不归路。毕正明最后能抓住花手，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个人的内心的欲望和执着。

第二个词是行道。就是你选择了一条什么道路，正路还是邪路。我觉得“盗亦有道”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的，因为“盗”就是你拿了不该属于你的东西。走错路的人总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觉得自己身不由己，无法自拔，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最后一个词叫必证明，不论你怎么认人，你的认知如何，最后这一切都指向了你最终的结果，就是它证明了什么事情。认人，行道，必证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要经历的过程。

片子里这些人物的命运，其实挺让人唏嘘的。毕正明和花手，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点像镜像，是一体两面的。从性格上来讲，他们都有不服输的劲，毕正明的妈说他身体不好（干不了警察），他就是不服，要证明给你看。花手身上也有倔强的部分。

这两个人也都是残疾。花手的手为什么能翻转？因为出了车祸后，他手没有接好。这个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小时候右胳膊就断过，我们那儿是小地方，治疗条件不太好，治完了，摔断的胳膊比没摔断的胳膊还笔直，正常人的胳膊好像还有点弯。有一种说法，骨头断了接好之后，应该是比原来的还更结实。这给了我很多启发。

为什么说这两个人是一体两面呢？他们都把自己身体上的劣势变成了优势。花手的胳膊断了，他就利用手可以翻转这个事儿，偷东西、干坏事，把身体的劣势变成了犯罪的优势。毕正明腿摔断了，他更坚信了他想要为自己证明，想要去做好警察，这种信念感让他其实走得更直，更有机会。

毕正明最开始是为了荣誉跟掌声，建立想要做警察的信念。当他腿被打断之后，瘸腿帮他走进贼帮，认识了大白桃、江米条后，他某种程度上看见了真正的罪恶。他对警察的最初理解是，我们要替受害者鸣不平，要打击犯罪。但后来他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有一些人他们身不由己，掉进了犯罪漩涡，不能自拔，不能解脱，把他们从没有自由的黑暗中解救出来，对于警察来说，也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

所以他跟大白桃说，盗亦有道，但也是贼道。在贼窝里长大的孩子，对正邪有一种浅显的认知，给自己画了一个泡泡：他觉得我可以守贼的规矩，我不偷老弱。毕正明进来后，就把这个泡泡给戳破了。

我觉得毕正明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我证明我自己能当警察，我很厉害。他也在证明：你有一颗善念、正义的种子，是可以开花结果的。而且正义的种子不是通过他自己完成，可以通过改变（盗贼的）认知去完成。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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