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9日，新疆伊犁州，法治副校长通过情景模拟和游戏互动的方式，讲解校园欺凌的危害及应对措施。视觉中国图

又一起校园霸凌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据广西梧州市苍梧县联合调查组调查，2025年9月5日，苍梧县石桥中学发生学生欺凌的相关视频开始在网络流传。经查，石桥中学八年级多名女学生分别于2025年9月3日中午约12时30分和9月4日中午约12时30分，因琐事积怨在学校宿舍对1名女学生进行打骂。接报后，县教育部门**时间报警，并安排教师陪同受害学生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复查。该生目前遵医嘱在家静养，已安排心理咨询师持续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县公安机关已依法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9月9日，联合调查组再发续报，称石桥中学校长、两名副校长及一名班主任涉嫌存在工作失职失责问题，已责令其停职检查；依照相关法律规定，9名实施欺凌的女生依照程序送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并对涉事学生家长进行法治教育。

这一处理结果使得专门学校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专门学校，旧称工读学校，长期以来被视作“问题学生”的集中地。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明月的研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此类学校在学生的文化补课与纪律约束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也面临着资金、师资以及专业化程度不足等问题。

在鲁东大学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管理博士后研究员石军看来，如今，该类学校的硬件条件和师资水平明显提高，但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即是延续以往相对封闭、严格管控的管理模式，还是朝着更具开放性、注重教育属性的学校化方向发展。

“问题孩子才去”

据红星新闻报道，遭受欺凌女生的亲属提供的多段视频显示，女生在宿舍的床旁、阳台上被多次殴打，包括扇耳光、抓头发、泼水、脚踹头。

该亲属称，遭受欺凌的女生今年14岁，正读初二，父母在外打工，她住在外婆家。据其了解，女生被打，最初是因为打人者中有人称女生偷东西，但女生并没有偷；第二次被打，则是因为女生没有给打人者买烟。此前，女生也被打人者勒索过钱财。目前，女生还在家中，考虑过转学。家人也已经聘请律师，想要起诉施暴学生。

2025年9月10日至11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苍梧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及教育局，希望了解施暴学生将前往哪所专门学校，如何进行教育与矫治，但前述部门并未透露相关信息。

石军曾在一所专门学校工作多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在1955年便设立了工读学校制度。这些学校在创立和起步时期，大都办在监狱中，或与少年管教所、少年教养所、劳动教养所等机构联合办学。它们强调对工读生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教养，注重严格的纪律管控和劳动实践，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将一些轻微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带入正轨，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

此后几十年，工读学校也在曲折中不断探索。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副秘书长胡俊崎撰文称，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工读教育逐渐演变为义务教育的补充部分，即在义务教育基础上，对厌学或行为偏差等“问题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法治、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矫正工作。

苏明月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说的工读学校主要为公办，学费由国家或地方财政负担，学生不额外缴费，但在一些地区，学校会让家长负担学生的伙食费、住宿费、校服费等生活性支出。

但直到一二十年前，此类学校仍有不少实际困难，招生就是其中之一。苏明月介绍，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工读学校招生改为“三自愿”申请制，即学生、家长与原就读学校三方都同意，教育部门才能批准学生前往工读学校。

这一阶段，在原学校多次打架斗殴、逃学、敲诈勒索，或是学习成绩极差、长期旷课，学校、家长都认为难以管理的学生，通常会通过三自愿申请的方式送往工读学校。此外，一些学生虽无违法犯罪情况及不良行为，父母却长期在外或家庭功能严重失调，缺乏基本监护和约束，也被送入此类学校。

苏明月称，现实中，工读学校长期带着“问题孩子才去”的标签，学生和家长怕被贴上“差生”标签，原就读学校也担心影响学校升学率和声誉，反而导致三方都不愿送。这一情形与多种因素结合，导致“学生进不来”——从2009年至2018年，工读学校的招生数量与在校生人数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此外，工读学校也一度存在硬件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石军的记忆中，近20年前，工读学校教师的整体素质，比起普通学校有不小的差距。根据2007年发布的中国工读教育研究报告，工读学校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其中高中以下学历占16.7％，大专学历占32.1％，本科学历占50.1％，研究生以上学历占1.1％。

管理、教育、矫治被送入工读学校的学生，更非易事。苏明月称，一二十年前，学生主要因逃学、打架斗殴、盗窃、敲诈勒索等行为被送入，行为多发生在线下，为偶发、低烈度模式；到十年前，形势有所变化，校园欺凌、群体性暴力、性侵害、网络违法成为学生进入工读学校的主要原因，这些行为呈现出群体化、线上线下叠加的特征，有一定持续性，低龄恶性案件也有所增多。

石军称，工读学校过去的核心教育理念是规训与服从。学生要学习常规的的文化课，同时上法制、道德类课程。“缺什么补什么。要让学生适应学校、社会的规则，成为服从的个体。”在他记忆中，那时的工读学校教师若无一些“匪气”，难以实现对学生的有效管理。

2009年7月3日，广州，张敬轩走进工读学校，唱励志歌曲勉励学生。视觉中国图

从工读学校到专门学校

石军称，大约自2000年开始，工读学校逐渐被视为对有行为障碍、轻度违法的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正的特殊机构，其核心理念是教育、矫正、挽救与保护。然而，社会舆论层面，一提到工读，便容易使人联想到少管所与惩戒，将工读学生视为少年犯，这损害了学校的声誉，也给工读学生带来了心理负担与社会歧视。于是，国家层面开始将工读学校改称专门学校，一批工读学校也陆续更名，并尝试改变办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同时改善紧张对峙的师生关系，优化学校的社会支持系统。

2012年后，专门学校更强调尊重教育内在规律，强调关怀型治理模式，“管理更加人性化、柔性化，在确保安全与秩序前提下，给予学生更多自主空间。”石军说。

变革不止于此。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的论文，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其第六条规定，专门学校具有双重属性。其一，专门学校是义务教育机构，依法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开展义务教育，保障其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其二，专门学校是保护处分措施，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中发挥着提前预防和临界预防的重要作用。

苏明月介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后，此前入读专门学校的三方自愿原则取消，入学途径改为三类，其中明确，有特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在专门学校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以苍梧县霸凌事件为例，依照苏明月的分析，施暴者要接受的可能是专门教育。“如果涉及触罪的情况，比如说故意伤害，受害者得经过司法鉴定、达到轻伤的标准，同时，施暴者也没有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这样她们才会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变化。石军的感受是，近年来，进入专门学校的学生主要以因过度沉迷网络而引发行为问题的青少年为主。这些学生普遍表现出学习兴趣下降、学业成绩不佳以及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与以往所谓的“古惑仔”式学生相比，这类学生在行为管理上相对更加容易。苏明月的观察则有所不同。她认为，近5年来，持续性网络欺凌和低龄恶性犯罪成为学生进入专门学校的主要原因。部分地区还报告了涉及网络诈骗的个案，但总体数量相对较少。

此外，苏明月说，2021年以来，一些省份提出“每市至少一所专门学校”的建设目标，教育和财政部门也设立了专项资金，改善校舍、配备心理教师、建设安防设施。

“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专门学校的变化，在近年来取得成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自2021年开始，专门学校在读学生人数开始逐步回升。

硬件设施方面，苏明月观察到，新建或改扩建的专门学校普遍设有心理咨询室、危机干预室、职业技能实训室、法治教育基地、分区封闭管理系统，部分省份的专门学校还配备了职业技能实训车间、心理测评中心、数字化教学系统。

师资也有所改善。2017年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79.6%的专门学校教师是本科学历，4.4%的教师为研究生学历。

当下，部分专门学校依据学生行为问题的性质与程度进行分类管理，针对存在违法犯罪情形以及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将他们集中安置在一栋教学楼，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方式，包括明确24小时作息规范。对于仅有轻微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采用常规的学校化管理模式，以防止不同学生之间产生消极影响。

课程内容相较以往亦有所不同。苏明月说，许多专门学校在过去文化课的基础上，引入职业技能培训，如计算机应用、汽车维修、烘焙、平面设计等，帮助学生未来就业；系统化的心理健康课程已经出现，个别心理辅导、小组治疗、创伤干预逐步普及，情绪管理、冲突解决、同伴关系修复等社会情绪能力训练同步开展；法制课程方面，也在过往单一的法律法规宣讲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实操环节，如恢复性司法，即专门学校学生通过做义工、向自己不良行为的受害者道歉、提供赔偿等方式，弥补其犯下的过错。

对于因校园霸凌而接受专门教育的学生，苏明月称，此类学生可能会重点接受同理心与受害者视角的训练。一些学校会尝试安排心理咨询师通过沙盘游戏训练其同理心；后者则强调更换视角，“施害者设想自己假如是一个受欺凌的人，会怎么样，以此减少他作为施害者的快感。”

接受专门教育后，这些学生仍要回归原学校与社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学校应当在每个学期适时提请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学生的情况进行评估。对经评估适合转回普通学校就读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当向原决定机关提出书面建议，由原决定机关决定是否将未成年学生转回普通学校就读。

目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没有明确专门教育的最长期限。有省份就本省专门教育的期限问题提出了意见，如海南省2022年规定，学生在专门学校学习时间一般不少于3个月，不超过3年。

按照石军的经验，专门学校的学生大都将获得原学校的毕业证。“很多此后就会去读中职、高职，学个一技之长，回归社会后都还不错。”也有专门学校设置了9年一贯制的校区，学生有独立学籍，毕业时获得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

石军表示，专门学校历经多年变革，其本质是“去工读化”。然而，当下仍有为数不少的专门学校依旧坚守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他看来，专门学校推行学校化治理模式，强化“教育属性”，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与学生长期相处的过程中，石军发现，许多学生有“吃软不吃硬”的典型特征。他认为专门学校当下应着重突出关怀文化的构建，以及社会情感学习的推进。公民教育也应当成为专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民的参与、协商、素养这些维度来设计不同的课程。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宇恒 汤新健

责编 谭畅